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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聿映线年初夏，岷江和大渡河峡谷间仍弥漫着硝烟。山风一阵紧过一阵，传令兵踩着泥泞的山路奔跑，文件袋在胸前剧烈晃动。这一年，中国工农红军已经在长征路上摸索了大半年，中央红军从被动突围，走到眼前的抉择路口：是向南挤进狭窄的川西腹地，还是冒险北上，在更广阔的西北寻找出路？当时多数指战员只知道“继续打、继续走”，究竟往哪走、走到哪去，很少有人真正说得清。
有意思的是，在许多年以后，已经年逾七旬的回首这段经历时，把“红军往哪走”看成关系全局的大题，不简单把它看成一两次会议上的争论。他专门提到，中央决定北上抗日，这个方针既不是谁灵机一动，也不是为了哪一支部队的面子，而是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、敌我力量对比，一步步推演出来的结果。
一转眼，时间回到1935年6月。表面上看，是两支红军会师的一段佳话，暗地里，却埋着后来党内最尖锐的一次路线分歧。
1935年6月12日，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西北的达维、懋功一带会师。对当时的红军而言，这绝不是一次普通的“胜利会合”。中央红军经过湘江、乌江、遵义、四渡赤水、巧渡金沙江，再到飞夺泸定桥，一路伤亡惨重，人困马乏；而红四方面军自鄂豫皖根据地突围西进，虽然也历经血战，但保存下了数量可观的兵力。两下合计，红军主力一下子膨胀到十余万人。
会师后的第三天，6月15日，以、周恩来、朱德等为代表的机关，名义上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身份，对外发表了一个重要文件——《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》。宣言中明确提出“北上抗日”的主张，把矛头指向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政府的“攘外必先安内”政策。
更现实的一点，当中央红军经历长征前半程最艰苦的一段后，锐气仍在，但力量大损；红四方面军则相对完整，主力达数万之众，握有明显的军事优势。在这样的格局下，张国焘自然有一种“主心骨在我这里”的心理。如何安排这十多万红军往哪走，他不愿意只做执行者。
这一点，在晚年的回忆中有相当直白的评价。他在《历史的回顾》中形容张国焘：“是个老机会主义者，没有一定的原则，没有一定的方向。办起事来，忽‘左’忽右。前脚迈出一步，后脚说不定就打哆嗦。”这句话难免带有后见之明的严厉，却很贴近当年许多亲历者的感受。
需要强调的是，红四方面军内部绝不是铁板一块。对于中央提出的北上方针，许多高级将领是赞同的。就明确表示，中央打算以岷江、嘉陵江上游之间区域为立足点，再伺机向甘南、陕南推进，这个构想和红四方面军原先制定的“川陕甘计划”有相似之处，只是中央的目标更长远，不止于守住既有根据地，而是要利用西北地区的特殊条件，建立全国性领导中心。
遗憾的是，当时处境比较尴尬。一方面，他从军事和政治角度都倾向于支持中央北上；另一方面，他长期在红四方面军任职，又不愿看到红一、四方面军当面破裂。他希望通过折中办法缓和分歧，避免分兵各走各路。后来听说中央红军在毫无预告的情况下秘密北上，他在回忆中坦言，自己整个人“愣在床板上，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”，既震惊又苦闷。
然而形势并非只看这一面。此时的蒋介石，对红军的态度已经发生微妙变化。最初的目的是“围剿消灭”；到了1935年前后，他逐渐转而追求“围而不打，困而不灭”，把红军压在特定区域，通过封锁、断粮，让其自生自灭。财政吃紧也是重要考虑之一，长期大规模作战，不堪负担。
在这种思路下，把红军困在四川、康藏一带的山地，成了一个符合他利益的方案。蒋介石判断，红军可能有三种选择：一是进西康、青海一带；二是北上陕甘；三是在川西、川北一隅打转。他随之部署了规模庞大的军力：川军一部分在汶川一带阻止红军东出，胡宗南部队固守松潘和平武一线，拦截红军北上；另一部分川军扼守大渡河右岸，防止红军向川康边发展；同时中央军另几个纵队屯驻成都周边，准备机动围击。
在这种背景下，中国高举“抗日救国”的旗帜，提出“北上抗日”，不仅是军事行动的方向选择，更是在政治策略上抓住了主要矛盾。在民族存亡的大问题面前，国共之间的对立，正在逐渐让位于“共同对外”的客观趋势。谁能率先明确提出、并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“真抗日”，谁就更有可能赢得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的支持。
他明确指出，党的北进方针不是某个人一拍脑袋拍出来的，而是对当时历史条件、国际局势、民族危机综合判断的结果。自“九一八”以来，日本侵略步步推进，到1935年前后已经不仅仅是东北问题，而是华北存亡的问题。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，正在压倒国共之间、各派军阀之间的矛盾，这一点越来越清楚。
这种反思态度，很有时代印记。一方面，他毫不含糊地肯定中央北上方针的正确性，认为这是在复杂环境中抓住主要矛盾的体现；另一方面，他也不完全否定当年某些人的顾虑，只是指出在大局判断上出现了偏差，过多注重局部优势、暂时安稳，而忽略了全国抗日潮流正在兴起的事实。
有一点不得不说，红军当时所有这些方向上的抉择，都并不是在安稳环境下慢慢研究出来的，而是在敌人围堵、粮草紧缺、信息不全的情况下反复权衡。每走错一步，都很可能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晚年才强调，应该把这次路线之争放在更大的历史坐标中来看，而不仅仅看成几位领导人之间的意见不同。
